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热潮下的冷思考

时间:2016-09-01 来源:http://jwc.fafu.edu.cn/4b/20/c6514a150304/page.htm 浏览次数:1992次

 自教育部以工作要点形式确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战略以来,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地方高校,都在做规划、搭平台、搞试点,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成绩斐然。但是,高校转型不是机车调向,它所需要的思想认知、规划设计、支撑条件,乃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都远远超过最初的改革预期。热潮之中,我们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加大对转型动因、内容、路径、条件等关联性问题的理性思考,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去规避政策伴生问题,提高转型发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达致转型的理性与自觉。


一、理性认识高校转型发展的原因

     从教育理论与具体实践的关系来看,“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把问题‘说’得‘清楚’,实践活动的目的是把事情‘做’得‘完美’”,二者的辩证结合有助于人们认清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原因、状态与规律,并以此坚定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勇气。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教育战略,既需要实践探索,也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将其抽象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使实践主体在认知层面认识到转型发展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实践需求上形成的理性设计,这是从思想认知上破解转型中动力不足、体制束缚太多、创新发展不够等问题的首要前提。

(一)转型发展是大学维护其存在合法性的本质需求

    大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自然组织,而是人类根据自我发展需求而主动创建的社会性文化组织,这是大学在众多社会组织中获取存在合法性的内在本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展需求的内容、层次和质量也在不断地变化更迭,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其对大学的组织定位、功能价值等产生变革。此时,如果大学的存在无法满足或者滞后于人类的需求变化,人类就会主动发起改革行动使其适应这种需求。所以,“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大学要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确立并巩固自我存在的合法性地位,获得人们的青睐和支持,就必须变以图存,革以求进,也必须通过转型发展在守成与创新之间实现微妙的生存平衡。 

    正像阿什比(EricAshby)所言:“一方面它们本身必须改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否则将遭受社会的抛弃;另一方面,它们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又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不然就将无法完成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唯有如此,大学才能在“适应”社会环境、求得“生存”的同时,去追求自身的本体性、合理性和完善性。

    从历史来看,大学的演进发展也在不断地确证着这一逻辑:“当其职能效应与社会需求实现良性互动时,大学就能获得生存发展的环境支持,组织的本体功能也能在责任承担中得到巩固提升……;反之,社会环境将迫使大学在‘坐以待毙’和‘变以图存’间做出选择。”从纽曼(JohnHenryNewman)的“乡村”到弗莱克斯纳的(AbrahamFlexner)“市镇”,再到克拉克·克尔(ClarkKerr)“五光十色的城市”;从大学培养人才的单一职能到教学科研并举的双重职能,再到当今以社会服务为引领的多元职能;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普及教育,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物竞天择”中逐步壮大并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就是因为它在遗传与环境、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地耦合转型,使自己既不会因“唯社会需求是举”而失去自我,也不会因“远离社会需求”而遭人类抛弃或灭亡。

    从外围环境来看,今日之大学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与人类需求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外围社会对大学的价值认知和功能诉求提出了更加鲜明的时代要求,而且大学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更加趋向特色化、质量化和白热化。为了免于衰败并实现更好的发展,从哈佛、耶鲁到北大、清华等世界一流大学,尚且在围绕自身的基业长青问题搞改革、谋发展,而位居高校体系中下游的地方本科高校又怎能无视这一生存逻辑,回避转型发展呢?从这个层面讲,转型发展不仅是国家、社会对该类高校提出的时代需求,更是其维持自我本质,巩固自我存在价值和合法性的内在需求。

(二)转型发展是提高高校办学满意度的现实所需

    当前,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诟病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发展状况既没有满足国家、社会的宏观需求,也没有达成个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预期价值的投资愿景,这使得大学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组织的价值正义性和投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影响了人们对大学的满意度和选择行为。

    从宏观层面看,大学作为知识型组织,在以“学科为本”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下,大多远离社会轴心,按其内在逻辑去吸收营养和发展成长,被人们建构成“美丽的象牙塔”,这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但在以“知识应用”为主旨的现代知识生产模式(模式2)下,高校已逐渐成为各类政权组织的重要智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中枢”,成为国家和地区竞争发展的战略要地,“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学好似高产的农作物,国家竭力给它们施加充分的肥料以求获得丰产,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国家为此投入了巨额的办学经费,且连年增长,仅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806.46亿元,比上年的30364.72亿元增长8.0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15%”。但巨大的投入背后,高校在面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新的社会需求时,既没有产出与其投入对等的大量原创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也没有培养出质优量足的适应社会新常态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反而在不断的规模扩张和质量衰落中,衍生出了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社会用工荒等问题,极大地降低了民众的教育信心,损害了高等教育的尊严。

    从微观层面看,大学扩招满足了更多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本科高校可谓居功至伟。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进入大学的人都通过大学教育实现了价值增值,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是仪式性地“走进了大学,又走出了大学”,他们并没有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找到更好的工作、实现阶层地位的升迁流动等。这与大多数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规格、质量与企业、社会、市场需求缺乏对接融合不无关系,这也是形成大规模、持久性“知识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企业用工荒”的内在根源。面对理性的高等教育需求者,如果大学不能满足主体价值需求,其对大学的满意度就不断下降,信任度就会不断被瓦解,个人及家庭选择和投资高等教育的驱动力就会严重下降,“读书无用论”等思想就会卷土重来,高校发展就会遭遇严重的外部合法性危机。

    所以,无论是从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为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提升高校办学满意度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重塑民众的高等教育信仰,巩固高校发展的外部合法性根基的微观角度出发,通过明确办学定位、凝练办学特色、转变办学方式,实现自我转型,都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所需。

(三)转型发展是地方本科高校实现错位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的时代变革决定了“应用转型并非某些或某类大学的任务,而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本就处于生态劣势的地方本科高校更应首当其冲。长期以来,受传统办学思维的影响,我国高校发展存在严重的同质化、趋同化现象,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都在有限的空间内争取资源、谋求发展。

     从办学条件看,地方本科高校大多来源于升格、合并或转制,往往办学基础薄弱,资源获取能力相对有限,无论是传统积淀,还是办学优势,它们都无法同老牌的“211工程”或“985工程”大学比拼。但是,受到“求同”办学思维模式和精英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这些高校又习惯于按照传统办学模式做规划、搞建设、引人才、育学生,比如想方设法地拿硕士点、博士点,引进两院院士、杰青、长江学者等高精尖人才,挤破了头皮去申请国家级项目等等。它们在内心深处不愿或不甘立足地方,转向应用型发展,认为这是自降身位,有辱院校发展的尊严,只有“一流大学”或“重点大学”才是它们的未来蓝图和努力方向。这种力争上游的愿望是好的,但低位高攀或者同位相类的结果就是忽视了自己的校情、院情和位情,牺牲了个性和特色,浪费了本就有限的办学资源,结果导致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不升反降。

     实际上,大学作为法人组织,也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存在着类型和层次之分。“若要在日益激烈的高校竞争中不至于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就要求处于不同条件、水平和能力的高校必须找准自己所在的‘生态定位’,并在自己的位置上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只有立足自我,主动求新求变,实现错位发展,才能形成比较优势,办出特色和质量,才能获得社会、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高校要认清高校分层分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理性分析自我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针对性地转变发展思路和办学模式,利用特色、个性和区位优势,在自己的“生态位”上做好、做强。只有这样,地方本科高校才不会在转与不转、转什么、如何转等问题上不置可否,才能在当前的发展困境中另辟蹊径,抢占新的制高点。



二、准确定位高校转型发展的“本质”与“形式”

     伯顿·克拉克(BurtonR.Clark)认为:“大学的转型已经提到了现代大学的议事日程的顶端。”2015年10月21日,国家三部委(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以下简称《意见》)。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已成为举国共识,那么转型究竟要转什么呢?如果对转型内容没有准确地把握和定位,转型中行动与目标之间就会失去贯通的根据,转型就会成为盲目的空谈。从本质看,大学之“型”就是人们对大学所处状态的一种总体性和实体性的机构布局,大学“转型”就是要在这两个范式上实现根本性变革。

(一)转型的“本质”是要转变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办学者对“办什么样的学校”和“如何办好学校”等观念性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认识结晶,它从思维深处决定着办学者的行动选择和实践规划,是从认知层面决定大学发展模式和内在结构布局的“灵魂”。从中世纪的法国巴黎大学到19世纪初的德国洪堡大学,再到20世纪初的威斯康星大学或者是当代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们看到是大学功能价值和结构布局的“形式”变化,而实际上其发生变化的实质或者根本则是隐藏在这种“形式”背后的办学理念发生了变化。所以,“今天大学转型的真正困难绝不在于制度的创新或组织的改造,而在于精神的革命和理念的复兴”,转型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引导地方本科高校通过对原有办学理念的解构,建构起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发展相适切的办学理念,并以此来统领具体的办学实践。

     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党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对转型发展战略的整体设计和规划布局是慎重且富有充足理性依据的,在理念上对转型的原因、内容、目标和路径也持有清晰的认识,并据此做了初步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如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以下简称《决定》)、成立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印发《意见》等。但是,转型发展战略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层面的理性认知水平和基于转型理念的顶层设计,更大程度上甚至说根本上,是取决于地方本科高校自身及与其利益相关者的理性认知水平和实践觉知状态。如承担转型任务的高校领导、教职员工及学生,与转型相关的地区教育相关部门领导、社会企业及学生家长等,如果这些人不能从内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对转型发展战略的内在意义和价值有根本性的认知转变,并积极主动地改造传统的办学理念、发展思路和质量信仰,修正原有的认知偏差,他们就不可能抛弃“精英主义”的教育情结,在办学理念上走出“观念的牢笼”,实践中就不可能将党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的改革战略和顶层设计层层落实、步步落地,那么国家再好的制度设计和战略规划也必将走向形式主义,成为一纸空文。

     从内在逻辑看,转型发展既不是降格,也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对原有办学理念的重新调整。地方本科高校要想利用国家改革战略,逐步破解当前的发展困境,实现越位发展,就必须主动在办学理念上实现由“学术型”向“应用型”的平稳转型,并据此对自我办学行为进行深层次、系统性的调整。国家和政府在通过制度改革推进转型发展战略时,也必须高度重视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对转型各利益相关方的教育理念、价值标准等认识性问题进行引导和重塑。毕竟,“对于大学,不是制度的存在决定理念的存在,而是理念的存在决定制度的运行。不是一旦我们建起了某种新大学制度,新制度下的人们就自然有了相应的新理念,相反只有人的思想和意识发生了根本改变,形成了新的大学理念,大学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成功”。

(二)转型的“形式”是要转变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模式

     如果把办学理念比喻为高校发展的“灵魂”,那么以学科、专业、师资等有形组织架构为彰显形式的办学模式则是高校发展的“肉身”。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就是要实现办学理念与办学模式的共同转型,实现“灵魂与肉身”“形式与本质”的协同推进。因为,没有办学理念上的根本性转型,仅靠行政命令式的制度改革逻辑,转型发展就不可能走上自觉自为的理性之路。同样,仅有办学理念的更新,而在有形的办学实践中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转型发展就会失去实践抓手和行动依托,导致“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或脱节,最终影响转型发展的实效。

    “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定办学思想为指导,在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规范化的结构形态和运行机制”,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指向高等学校与政府、市场的关系,微观层面主要指向某所或某类高校内在的、规范化的结构形态和运行模式。理想状态下,不同层次、规格、类型的高等院校应该按照自己的“生态定位”形成不同的办学模式。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总体特点就是“封闭(自成体系,远离市场)、趋同(学科专业、质量标准)和集中(办学权力,资源配置)”,导致地方本科高校想方设法向重点高校和名牌大学看齐,一味追求“综合性”“学术型”“研究型”“大而全”等“上游目标”,丧失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办学优势,在发展中滑向“夹层地带”,既不能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那样用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反哺社会,又无法像职业技术高校那样用“短平快”和“适销对路”的职业技术人才满足经济产业需求,致使办学质量和社会认可度连年下降,成为当今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广泛诟病的主要对象。此次转型改革,相关高校不是仅仅通过对原有办学模式的小修小补、多签署几份校企合作协议、多搭建几个教学实践基地、多建几个工程训练中心、多增加几个专业学位点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围绕“向应用型转变”的战略目标,从办学定位及发展思路、服务面向及战略规划、人才培养方法及质量评价标准、科研目标及考核制度、学科专业设置及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及管理、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及校园文化营造等各方面进行系统性看齐,一味追求“综合性”“学术型”“研究型”“大而全”等“上游目标”,丧失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办学优势,在发展中滑向“夹层地带”,既不能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那样用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反哺社会,又无法像职业技术高校那样用“短平快”和“适销对路”的职业技术人才满足经济产业需求,致使办学质量和社会认可度连年下降,成为当今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广泛诟病的主要对象。

    此次转型改革,相关高校不是仅仅通过对原有办学模式的小修小补、多签署几份校企合作协议、多搭建几个教学实践基地、多建几个工程训练中心、多增加几个专业学位点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围绕“向应用型转变”的战略目标,从办学定位及发展思路、服务面向及战略规划、人才培养方法及质量评价标准、科研目标及考核制度、学科专业设置及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及管理、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及校园文化营造等各方面进行系统性的组织变革,实现办学模式逐步向地方性、应用型转变。所以,这一过程的“转型不可能是片面的或局部的发展,而只能是全局的整体推进的发展,通常通过有组织的战略规划,积极稳妥地、有步骤地变革学校的原有架构,改变学校的运行方向”,经过数十年的转型坚持,使部分地方本科高校从根本上走出趋同化、同质化的办学误区,在学术型高校和职业技术型高校之间找到一条自我发展之路。

    其实“大学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大学组织和机构的外部改造;二是大学理念形态的思维方式的内在改变。单纯的机构改革将失去它的本真意义,而单纯的理念更新将造成乌托邦式的狂热。怎样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决定着大学的命运”。由是观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就是要对上述两个维度的范式进行解构后的重新建构,这是一次从认识到实践、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我们如何处理和把握这二者的关系,将从根本上决定着转型改革的成败。



三、科学把握高校转型发展“外控”与“自控”两种模式

     大学组织的惯性和机构惰性,决定了仅仅依靠地方本科高校自身,绝不可能实现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顺利转型,这一过程既不可能是院校自身的“独角戏”,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政府主导行为,而只能是以政府和高校为代表的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集体行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必须科学处理内因与外因双重关系,协调推进“外控”与“自控”两种模式。

(一)基于价值导向的制度设计是转型成效的“外控模式”

     关于如何推进转型,《意见》明确提出了坚持“顶层设计,综合改革;需求导向,服务地方;试点先行,示范引领;省级统筹,协同推进”的32字方针,各相关组织纷纷根据《决定》和《意见》的指导原则,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顶层规划和制度设计。可见,转型改革遵循的路径依旧是自上而下的“外控模式”,这一模式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取得了巨大成功。如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由“民国时期的院校系统”转型为“苏联模式的院校系统”;1999年的大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模式”急速迈入“大众化模式”并一举步入世界高等教育大国行列。这种“外控模式”能以资源分配和价值导向为典型的制度设计特色,通过财政投入、人才聘管、学科专业、招生录取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倾斜或者是项目培育,利用政策杠杆在外围层面形成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强大推力。这是制度化大学进行改革的必然逻辑,不仅能从外围空间打破高校改革的惯性和惰性,而且能将国家意志、社会需求和教育目标巧妙地统一起来,实现高等教育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的和谐共振。

    因为,“经验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大的机制、机构、一所学校能够靠自身的能力对自己进行改革,有点像我们自己所说的用自己的刀锋来砍自己的刀柄”,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就是要打破学术型办学模式下的传统发展路径和各种组织模式,建构起基于“应用语境”的院校发展模式。这一过程自然要触及原有的观念体系、组织架构和利益格局,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更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如果仅仅是呼吁和倡导,而没有强有力的外力介入和干预(如国家主导下的质量评价标准和资源分配机制等),仅有宏观性的政策方针,而无细化的、可操作性的制度文件,地方本科高校自身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型。

    正如高考是高中教育办学的“控制器”和“指挥棒”一样,质量评价标准和利益分配机制也是各所高校办学的“控制器”和“指挥棒”。所以,在转型中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履行政策制定者和指导者的职责,充分发挥转型改革“外控模式”的驱动作用,建立健全基于价值导向的各种制度设计。比如,严格按照《决定》中“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的改革要求,全面细化《意见》中的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尽快制定各项转型任务的制度框架等,通过强有力的外控力量实现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引导,这是促使地方本科高校积极转型的强大外因。

(二)源于生存发展的主体需求是转型成效的“自控模式”

    池田大作(DaisakuIkeda)认为:“20世纪着重于外在的改革,社会变革被当作解决各种矛盾的首选。进入21世纪,首先不可避免的课题应是重新把目光转向内部,即自身的内部革命。把从外向内的意志流向改为从内向外。”大学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只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条件创造者和重要推动者,是转型发展的外因,地方本科高校自身才是转型发展的担纲者、责任者和实践者,是真正的内因。地方本科高校应基于生存发展需求,对是否转型,转型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等做出符合时代特点的科学决策和长远规划。除了地方本科高校自身,其他任何组织机构,包括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都无权替高校做主,这也是维护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应有之义。

    当前,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之所以支持者众,行动者寡,成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担纲转型实践的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充分认识到转型改革对自我生存发展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如对转型发展的战略价值和技术路线缺乏足够的理性认知,对转型时代的高等教育形势与社会环境缺乏理性判断,对知识生产模式2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缺乏系统性的反思构建等,致使院校自身无法从生存发展的内需层面形成转型发展的内驱力。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集权化办学模式,使大学在政府的羽翼下成为“市场孤岛”,严重弱化了大学主动求新求变的适应性发展能力和竞争淘汰意识,致使院校发展的“自控模式”完全让位于政府的“外控模式”。所以,要使地方本科高校真正转型成为该类院校自觉自为的主体行为,避免出现“跟风转型”或者“投机转型”的不正常现象,我们可以将市场经济中的自主原则、效益原则、竞争原则和淘汰原则融入院校转型的外围制度设计,将质量评价由供给端转向市场需求端,资源配置模式由行政配拨式为主转向市场调配为主,允许经过适度的竞争震荡,出现少数高校“合停并转”,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多样化、竞争性的良性高等教育生态,而且有助于转型院校形成“态位发展”的质量意识、竞争意识,敦促其加强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互动联系,形成以应用为导向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由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外控转型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自控转型模式。

     在本质上,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如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一样,是一项需要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等院校和社会大众等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系统性改革,转型院校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重构则是多重改革力量共同聚合的结果。“外控模式”只是为院校转型提供了外部条件,“内控模式”才是院校转型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也“只有在自觉转型的良好精神状态下,大学组织才不会完全依赖外在的经济诱惑,甚至也不会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而是依靠自身的优势、特点、资本,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挖掘自身的资源,认知自我的惯习,达到发展自我的目的”。


四、结 语

     大学是自我遗传与社会环境的综合产物,当环境与时代变化的时候,我们关于高校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行为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这是所有高校实现基业长青的恒久任务和共性需求。为了缓解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搭建起与“学术型”高等教育体系相并行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经济新常态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国家科学而理性地启动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这一宏观战略,将“直接涉及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600多所新建地方本科高校,也将会对1200余所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会彻底影响和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和结构,其影响必将是巨大而深远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应对举措。

     目前,虽然相关省份及高校在转型发展方面已做了大胆探索,如河南省已先后分两批设置了14所整体转型或部分专业转型的试点院校,但这种转型探索并没有改变学校内部原有的组织架构和传统的运行模式,只是在学科、专业、学时、授课、考试等微观层面做了实践或应用导向的变革,比例有所增加、程度有所提高而已,且多数行为也并非是自发自觉的,而是对转型政策或制度的形式呼应。这一过程绝不是通过设置几所试点院校,通过简单的官僚计划或项目规划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达成的战略目标,而是一个需要在“应用愿景”下不断修正方针政策、制度章程和院校组织架构的长期坚持过程,它所面临和可能诱发的问题将远远超过当初的改革预期。

     要真正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实现预定的转型“愿景”,国家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高校,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敢于打破原有的办学模式和利益格局,找准突破口,采取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形式实现对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整体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将认知的转型转变为行动的转型,实现“外控模式”与“内控模式”的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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